听，他们在为传染病防控科技创新“支招”（科技创新助力提升传染病防控能力）

我国传染病防治进程中，科技创新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1月14日在京举办的中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传染病防治科技创新分论坛上，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于竞进表示，通过科技创新，我国近些年在艾滋病、结核病以及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此外，应对突发不明原因疫情的能力也大大提升，特别是甲型H1N1流感防控被世卫组织赞誉为国际典范，成为国际传染病防控领域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另一方面，我国传染病种类和发病人数较多，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在此次论坛上，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临床的专家，从传染病预防、诊断、治疗、体系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为科技创新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发挥作用“支招”。

科技创新贯穿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全过程

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

突发急性传染病是指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重症和死亡比例高，早期识别困难、缺乏特异和有效的防治手段，易导致大规模暴发流行，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须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传染病。

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和科技创新是何关系呢？从实验室检测，到临床诊疗，再到社会防控，都离不开科技创新。例如，在援非抗疫期间，中国坚持科技创新，迅速具备在80小时内完成病毒快速筛查能力，将移动和固定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部署到西非疫区，并成功研制出MILL77药品，该药品成功治愈英国和意大利患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优先临床研究品种。同时，军地协同研发了全球首个2014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并进入临床试验。

近些年来，在我国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领域，科技创新工作成绩显著。但从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和国家生物安全高度来看，目前，仍面临新增新发传染病威胁增大和境外输入威胁增大等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等卫生应急和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期许，我国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就突发急性传染病等传染病防治、国家生物安全保障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做了部署，设立了专项。

展望“十三五”期间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我们可考虑在以下4方面加强科技创新。

一是在预防预警方面。可考虑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多部门的监测信息进行融合，实现从动物到人，从境外到境内，各类监测信息的共享，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及早发现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暴发风险，探查疫情防控关键点等。

二是在快速反应方面。可考虑利用互联网 、云计算等技术，推动以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急指挥平台为枢纽，覆盖疾控机构、医疗机构、院前急救机构和应急队伍等节点的卫生应急平台体系建设，以整合提高应急指挥效力；通过革新实验室设施和设备，研发检测试剂，创新检测方法和检测标准等，进一步提高突发急性传染病检测能力；通过加强队伍设备和携行装备的创新研究，满足队伍迅速集结、远距离快速调运、现场高效运行的需要等。

三是在有效处置方面。可考虑通过开发数字化辅助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支持系统、创新现场消杀灭技术、利用手机定位技术对密切接触者的进行追踪管理等，提升现场处置能力；研发机载负压方舱，实现突发急性传染病病人的远距离空中转运，通过革新车载生命维持和监护技术，保障病人的安全转运等；通过探索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如机器人），替代医务人员进行高风险操作，有效降低院内感染发生；此外，还应继续强化新型诊断技术、治疗技术、新药等的研发。

四是在相关基础性研究方面。仍需加大对病原体认识、传播机制、免疫学理论等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相关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

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事关公众健康安全，任重道远，需要新知识、新技术等科技创新支撑，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为降低“三病两率” 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疾控中心侯云德院士

我国自2008年起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专项，这一项目主要针对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3种传染病及突发急性传染病防诊治，试图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集成，使我国传染病防控自主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为艾滋病、结核、乙肝3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即“两率”）降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供科技支撑。

专项实施以来，在2011年～2015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3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7项获得二等奖，形成一批“中国式”诊防治方案，为降低“三病两率”提供科技支撑。

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全自动高通量核酸血筛检测体系将原有的HIV检测窗口期由21天缩短至11天，价格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50%。“血站核酸筛查”正式成为国家政策，至2016年2月底已覆盖全国，使我国临床用血安全达到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优化原有乙肝疫苗接种和乙肝母婴传播阻断策略，使乙肝阳性孕妇新生儿母婴阻断成功率提高至90%以上，2014年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降至0.32%，较2006年降低67%。耐多药患者疗程末痰（培养）阴转率提高了5%～13%，治疗成功率较耐多药高负担国家平均水平（53%）提高了13%～14%，疗程从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

目前我们在传染病防控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如在艾滋病防治中，仍有一定比例的感染者未被诊断，个别地区疫情较重。抗病毒治疗药品种类有限。我国目前仅有9种抗病毒药物，其中4种依靠进口。药品种类不足、药物配伍受限，影响抗病毒治疗效果，也增加了毒副作用、耐药和死亡等风险。现有的预防控制手段较单一，特别是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有效干预措施欠缺。

在乙肝方面，仍有10%左右高病毒载量的孕妇阻断失败，需进一步探索更加有效的母婴阻断新策略。

仍有一定比例的慢性乙肝患者疗效不佳，需进一步优化国产高效、低耐药药物治疗策略，以有效阻止重症肝炎（肝衰竭）、肝硬化和肝癌等终末期肝脏疾病的发生。对乙肝相关肝癌早期诊断、预警预测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有待加强。

新发突发传染病呈现新特点

中国疾控中心徐建国院士

近些年，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呈现以下特点：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发生频率在增加。生活条件变化并不意味着传染病减少，相反却是在增加，每一两年都要应对几次新发突发传染病，这已基本成为常态。2003年至今每年几乎一次，有的年份还不止一次；病原体范围扩大了，比如典型的是美国真菌性脑膜炎造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植物微生物引起重大传染病事件在过去是没有的；通过航空传入新的传染病，现在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得如黄热病等传染病的传播方式改变了，所以埃博拉虽未入国门，但风险已久存在；虫媒传播传染病风险增加，如我们国家前几年发生布尼亚病毒感染等；气候变化影响传染病的发生。气候直接影响到登革热的发病率，而蚊虫的密度影响登革热的发生。此外，传染病出现新的传播模式，过去我们知道经典的传播模式，我们最近发现了多点平行传播模式。

另一方面，全球化贸易也给传染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食品规模化供应也会带来传染病超规模化的传播。目前中美贸易发展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要保持发展，要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就必须要走出去，只有做好传染病防控，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经济能够健康发展。

当然，目前面临的挑战也有一些，如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后继无人，面临有疫情财政有投入，没疫情就没投入，疾控人员待遇不高，未来传染病的挑战一定会更加严峻，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我国一定要建立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科学的资助机制和体制，才能够保证人们安居乐业。

建立应急疫苗国家工程中心应对突发传染病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陈薇

我们知道，如果人群中有85%以上的疫苗接种率，就会形成一种保护屏障，因此接种疫苗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的一种行为。美国1958年开始使用腺病毒疫苗，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了90%。到1997年由于各种原因停产了，1999年以后就没有相关疫苗了，过去的十多年，腺病毒发生率大幅度上升。2011年以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重新批准了腺病毒疫苗，当年腺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的感染率几乎下降到基线水平。接种感染率大幅度下降，停种的话大幅度上升，再接种又降下来，麻疹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一类疫苗中还有一种特需疫苗是应急疫苗的范畴，是当国家战略安全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受到威胁的时候特定的人群接种的疫苗。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有很多的挑战，比较多的是传染病，我们很关注生物战威胁和生物恐怖的威胁。我们来看看美国3大计划一直在做的，包括生物监测、生物盾牌、生物传感。

在重大传染病科技专项等支持下，我国这方面能力也是逐年提高。比如有了重组腺病毒载体技术平台，2月～3月之内快速做疫苗。包括寨卡、埃博拉上都得到了验证。我们应该考虑可否建立类似应急疫苗国家工程中心，把很多资源结合起来，集智攻关，形成长效机制。而不是有了突发事件才想起应急工作，事件过去后又把我们忘了。如果有这么一个中心，可以将很多新技术引入。应急疫苗首要的标准是快，DNA疫苗就非常快，这一点在寨卡防控中就有体现。中科院陈志英团队在DNA疫苗方面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将原有疫苗加以改进并作为新技术引进来，拿到血液样本2周～3周便可将疫苗做出来，通过绿色审评便可快速进入临床试验。此外，应急疫苗国家工程中心可以做计算生物学，比如现在合成生物学等等可以多学科在共有平台做转化。另外，我们国家在植物等传统药物使用方面很有历史沿革，植物的药物多糖有很多佐剂作用，应急的时候可以减少抗原使用量，这也是中国特色疫苗的发展方向之一。

用科技创新寻找艾滋病治疗的“中国配方”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

依托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专项，我国在HIV检测诊断方面为减少窗口期漏检，研发出核酸定性试剂和第四代快速检测试剂。为提高检测覆盖率和治疗病人的即时随访检测，CD4细胞、HIV病毒载量便携式检测设备POCT和HIV抗体快速确证检测试剂成为重要研发领域，取得进展。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诊断检测体系。核酸检测体系的性能与国际同类检测产品相当，将原有HIV检测窗口期由21天缩短至11天，使临床输血感染艾滋病风险降低一半，且价格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50%。该成果被评为2012年度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财政部印发通知，形成国家政策，全国推广使用。

在HIV预防干预方面，我国性途径感染是艾滋病疫情，主要决定因素是预防干预研究的重中之重，通过重大专项的实施综合预防干预技术和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效降低新发感染率，同时发现了治疗的预防效果，阻断单阳家庭夫妻间HIV性传播成效显著，居国际前列，首次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实现并验证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的三个90%策略。

在HIV抗病毒治疗方面，通过科研，我们探索出了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艾滋病用药配方。我们在河南、北京、云南、广东等全国13家单位组建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第一个前瞻性、多中心的艾滋病临床试验。他们从362例HIV感染和艾滋病患者中筛选出处在不同疾病进展阶段的198个病例，随机编入国产仿制药的3个配伍组，严格质量监督和控制，进行了为期1年的国产药治疗和随访。

2006年，我们发布研究结果——中国国产仿制药与进口药相比，安全性和疗效完全一致。此外，我们还发现三个配伍方案中有两个病毒抑制程度明显更加优秀，应作为首选方案。

我国乙肝防治取得显著成效

北大人民医院魏来教授

我国的乙肝预防过程经历了多个里程碑，如1992年出现了乙肝疫苗，费用家庭自付。2002年纳入扩大免疫规划疫苗。2005年完全纳入扩大免疫规划，政府免费提供疫苗。2010年妊娠女性筛查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母亲所生新生儿同时注射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

2015年国家疾控中心进行了全国乙肝表面抗原血清流调，2015年1岁～4岁婴幼儿乙肝表面抗原是0.32%，15岁～29岁人群为4.38%，分别比以前降低了50%和60%。

目前，我国在病毒性肝炎预防的研究进展包括：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预防可以消除残余传播，减少接种次数提高接种率是今后的方向。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还缺乏有效的疫苗来预防，主要依赖切断传播途径，尤其是戊型肝炎疫苗的目标人群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我国15岁～29岁人群乙肝表面抗原仍然有4.3%，在世界上我们国家仍然是HBV感染最多的。在病毒性肝炎诊断方面，目前我们取得的进展包括：慢性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诊断和疾病分期可以实现动态监测，治疗的应答可以有效预测，预测肝癌的标志物还需要研究，慢性乙型肝炎治愈的预测还有很长的距离。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主要是提高病毒抑制率、降低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

我国病毒性肝炎治疗的研究进展和未来的方向包括：提高乙肝表面抗原消失的治疗，提出新的概念，是今后药物研发的基础，目前距离慢性乙型肝炎的治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达到治愈的水平。在这方面，我国有很多令人欣喜的成就，如南方医科大学侯金林教授团队提出类似物抗病毒治疗优化治疗，提高了病毒抑制的持续有效性，降低了耐药的发生。

值得骄傲的是，通过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临床医学专家的 努力，“十一五”、“十二五”重大专项是慢性病毒性感染预防、诊断、治疗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控制传播几乎是过去的主要成就，此外，丙型肝炎已经治愈，乙型肝炎控制进展目前完全可以达到，但另一方面，乙型肝炎彻底治愈还有很长的路，和国外的距离在缩短，但不同项目之间的距离仍然存在。

整理/健康报记者 张磊